第346章 西学东渐的开端(4/6)
其中就包括《农政全书》。
李朝实学家朴趾源针对中国农书提出：“有心人可取而细考焉，则吾东生民贫瘁欲死，庶几有疗耳。”
李朝后期，朝鲜发生大规模饥荒，李朝官员徐有榘设法将甘薯引入朝鲜种植，他将《农政全书》内容结合朝鲜实际，编撰了《种薯谱》一书。
此外，徐有榘编撰的农学巨著《林园经济十六志》也大量征引《农政全书》的内容。
可见，《农政全书》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鲜的农业状况，促进了朝鲜的农书创作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良。
17世纪到18世纪，西方世界曾掀起一股由来华传教士引发的介绍和研究华夏文化的“中国热”，大量华夏文化典籍在欧洲翻译出版，《农政全书》也被引入了欧洲。
1735年，髪国巴黎的耶稣教徒杜赫德根据在华27名传教士收集的相关信息编撰了系统介绍华夏情况的四卷本《中华帝国全志》。
在第二卷中收录了由传教士殷弘绪翻译的《农政全书》第31-39卷的《蚕桑》篇，殷弘绪将该篇标题译为《一部教人更多更好地养蚕方法的中国古书之摘要》，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绍华夏的蚕桑技术。
法国重农学派以《农政全书》为标榜，在政经领域大力推广重农思想。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专门著书介绍华夏农业制度，并认为只有农业能增加财富，起到抑制货币和商业资本的作用。
1777年，《中华帝国全志》被翻译成俄文在圣彼得堡出版，时值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推行经济改革，华夏先进的蚕桑和植棉技术在俄国得到全面推广，推动了俄国棉纺织业的发展。
19世纪后，西方世界对《农政全书》的翻译趋向精准化，以服务于当时的农事生产和农学研究。
1849年，日不落国汉学家、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将《农政全书》的《蚕桑》篇再次译为英文并题为《制丝栽桑概论》，并将其作为单行本在上海发行。
1864年，英国人肖氏将《农政全书》第35卷《木棉》篇关于种植棉花的部分译成英文，题为《上海地区植棉概论》发布在《中国丛报》第18卷第9期上。肖氏称《农政全书》为“中国农业的百科全书”。
